《周作人：自己的園地》 周作人，在中國文學史所占有的地位，一點也不遜於其兄魯迅，堪稱文化大家；但在政治的選擇上，他無異背負著「漢奸」的汙名，如此兩極化的評價，如此爭議性大的人物，如何定位、如何平反、如何為他找到文化史的正確的位置，是在他逝世六十年後，許多評論者急於想做的事。 本書是劍橋大學蘇文瑜教授以研究現代中國作家周作人、並對民族主義與現代性提出不同於前人的多重樣貌回應。周作人在為後世文學發展定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1917–23）中影響卓著，不容忽視。他代表著人道思考與界定什麼才是理想生活的一股清流。身為一九二○年中國文協（文學研究會）的創始成員之一，周作人是極力推動以文學創作型塑人道價值觀的第一人 。不過，兩年後，他背離了該項理念，不再認為文學可以影響個體自覺，當然更談不上拯救國家。自十九世紀末期以降，全中國政治圈內的知識分子都關注國家的未來發展，從而支持一切和現代性相關的探討。五四運動更加深化了該項趨勢。如今，周作人卻覺察到對作家個人的尊重應先於國家的救亡圖存，該項理念對於後世產生了莫大的影響。 「本書裡所呈現的周作人閱讀，就某些方面而言只是提綱挈領；它並不只是停留在文本表面而已。為作深度分析，我必須穿梭在理論、文本、及周作品之前之後的各種研究；本書的架構正反映出此一用心。第二章中，我對照周作人和魯迅作品所呈現的文化建構，引用J.G.Frazer, Andrew Lang,以及Jane Harrison之理論，檢視周如何應用神話及人類學，並且討論日本文化的建構在那些方面影響周。本書重點的第三章關注周作人的美學抉擇；在這章中，我要鋪陳上述的美學抉擇如何讓文學脫離國家路線而去。第四章將分析周決定使用小品文形式的過程；他又如何在1930年代涉入現代中國小品文的源起之爭，因而引起長期爭議；這兩件事與文學的自我建構以及正在上演現代化的民族國家所能容忍的自我種類是息息相關的。第五章是我的辯證：周的文學史圖呈非直接線型發展，其中韓愈的中國建構和桐城學派的意識形態規範明顯和建國計畫相連結，這樣的史圖包含國家、社群以及個人的另類視野。周拒絕以寫作服務政治，但是，定義在當代事務與辯論的政治，卻經常為他的寫作服務。在這最後一章中，我將引用更多的事件來探索周的思考脈絡；然後將以尋根作家的美學為全書作總結。」 周作人的貢獻不只在美學，在中國身分認同這件事情上貢獻也很頗。他的其美學成為作家，如沈從文、汪曾棋及尋根作家的資源。且不論作品成熟與否，他們都替中國文學開創了新視野。那種不帶批判眼光的「抒情觀，附有一道德尺標，因為其嚴拒在充斥著教義的中國社會上加諸新的教條。」 就是周作人提醒我們，這種道德立場也曾經幫過指責程朱的批評家，這也間接地向我們證明他那套文化藍圖突破現行現代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