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錢先生將以往有關中國史學名著之書，擇精語詳，加以獨自之灼見，鎔鑄而成。　　內容包括甚廣，有：考據尚書之真偽，春秋之褒貶，三傳之異同，史記之創列傳體，漢書之編錄，後漢書、三國志之剪裁所在，高僧傳、水經注、世說新語之表現時代特性，三通之價值，資治通鑑之得失，明儒學案、宋元學案之思想，文史通義之見解……等等；附有論及古人為學之真，著史、考史、評史之不易，歎清末民初學絕道喪，引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啟我後人，由此深知本書之特點在於體大思精，是研究中國史的必備之書。◎書摘　　今天我要講的是司馬遷怎樣會創造出這一種新的歷史體裁，就是列傳體來？他怎樣會提出一個新觀點、新主張，把人物為歷史中心？諸位今天不是大家做學問總喜歡要能創造，能開新嗎？那麼太史公史記在史學著作上，他是一個極大的創造，開了一條極新的路，使得人都跟他這條路跑，繼續有二十五史到今天，請問司馬遷怎麼樣走上這條路？我們能不能在這裡用心研究一下呢？　　諸位要知道，我已經講過，做學問要懂得發生問題，這就是所謂「會疑」。有了問題才要求解決。諸位不願意摹倣，要創造，那應先懂得別人怎樣創造的。這問題不是一凌空的問題。司馬遷怎會能創造出史學上的新體裁？我們上面已講過，西周書和周公有關係，春秋則是孔子所作，即是孔子的創造。孔子最佩服周公，然而他來寫歷史，卻是一個新創造。孔子為什麼來寫這部春秋？為什麼要來一個新創造？我亦曾根據孟子書裡的幾句話來發揮孔子作春秋的大義。現在到了司馬遷，他作史記，他自己曾有一番詳細講法，在他史記的「自序」裡。諸位要懂得，讀一部書，先該注意讀這書的作者自序。這也就是一個新體。孔子春秋沒有序，序是後來新興的。如莊子天下篇，敘述莊子為什麼要講這樣一套思想，作這樣一套學術？也就是莊子書的自序。但此序不是莊子自己所寫。又如孟子七篇，最後一段就等於是孟子的自序。所以太史公自序這一體例，在孟子，莊子書中已經有了。以後人寫序，不放在最後，而放到最前來，這不是一重要問題。那麼我們要讀一人的著作，最好應該注意先讀他的「序」，他自己說怎樣又為什麼來寫這一部書，應有一講法，這部書的價值就在這地方。有的序只短短幾句。如顧亭林日知錄、黃梨洲明儒學案開頭都有一篇序，都很重要。至於我們寫了書請人家來寫序，這又另當別論了。　　今天我就根據史記太史公自序來講史記，或許諸位已經讀過這序，但此文不易讀。最好是讀了太史公自序，便去讀史記，待讀了史記，再來讀自序，庶乎易於明白。當知讀一篇文章大不易。但只要能讀一篇，就能讀一切篇。這一篇不能讀，別篇也一樣不能讀。今天大家讀白話文，在學術上夠標準的著作不多，大家只是隨便翻，不懂得用心，都是一目十行地看過去，我們稱之曰「翻書」，又或說「查書」，所查又稱是參考書，沒有說「讀」書，這樣總不行。照太史公自序講，他們這個司馬氏家是「世典周史」的，他的祖宗就掌管周史，做歷史官。到了春秋時代，周惠王、襄王時，司馬氏跑到晉國，那時周朝已衰。到了晉國後，司馬氏一家又分散到魏國、趙國，又到秦國。司馬遷就生在黃河的西岸，陝西的龍門。他父親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他雖是一史官，也學天文、曆法、學易、學老莊。曾寫有一篇「論六家要旨」，討論戰國諸子各家大義，這文章寫得極好。他分別著戰國時六大家思想，各自長處在那裡？短處在那裡？他自然寫到儒家，當時的易經就算儒家了，但實際上易經就近於道家，所以司馬談的最後結論是佩服道家的。他在漢朝是做的太史令，但他不僅通經學，又通百家言，而推尊的是黃老。漢武帝去封禪泰山，司馬談同其他一般方士講封禪的意見不同，漢武帝就不要司馬談跟著去，司馬談就留在洛陽。他兒子司馬遷到外邊去遊歷，那時還很年輕，回來時，他父親在洛陽病了，就對司馬遷說：若使我死後你再做史官，不要忘了我所要討論的很多事，你須把它寫出來。所以我們說太史公寫史記是承他父親遺命，這些或許諸位都知道。　　而太史公自序裡講他父親的話，更重要的在下面，讀太史公自序的人或許會不注意。太史公自序又記他父親說：「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他說：我們到現在為什麼大家推尊周公？這因周公作了詩經之雅、頌、二南，而雅、頌、二南就是周人的歷史，從后稷下來，一路到文、武、周、召。周朝人的歷史，由周公寫出。我也根據孟子說：「詩亡而後春秋作」，來證明詩經跟歷史有關係，一部周代的開國史盡在詩經。不過我們今天來講中國史學名著，照一般講法，只講尚書，不講詩經。其實司馬談就以史學眼光來看重周公的詩經，而周公詩經的貢獻依照這話講，便在它能宣揚周代的歷史。所以又有一句話：「湯武之隆，詩人歌之。」這是說詩人所歌的便是歷史了。後來直到唐代，韓昌黎「平淮西碑」，李義山詩極稱之，謂其：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這就是把尚書和詩經並提。　　當然我們不能根據李義山來講堯典、舜典是真尚書，但可講詩經也就是歷史。這裡便見各人讀書，可以有見識不同。諸位不要認為一句書只有一條路講。我此所說，從古代直到唐時人，像李義山是一個詩人，他也懂得詩、書兩經都同史學有關係。周公為什麼被人稱重？由司馬談講，是因他在宣揚史學上有了貢獻。周代到了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這就是孟子所說「詩亡而後春秋作」了。諸位至此應知，我此刻講中國史學名著，從周公西周書講到孔子春秋，接著講太史公史記，其實太史公父親就已這樣講。他又說：「漢興，天下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他是說：我做漢朝的太史官，我沒有能把漢代這些事情好好兒記下，那麼這個天下的史文不是在我手裡廢了嗎？這幾句話，就是我上面所引：「無忘吾所欲論者」的話。　　而後來讀太史公自序的人，只注意了上一段，不注意到下一段。甚至於說：司馬談因漢武帝沒有要他跟著上泰山，他氣出病來，對他兒子說：等我死了，你做太史官，你該把許多事情寫出來，於是遂說太史公史記是一部「謗書」，來謗毀漢武帝這個朝廷的。他父親一口怨氣死了，所以司馬遷史記就是要寫封禪書。請問這樣，一部史記尚有何價值可言？太史公父親司馬談就因做了漢朝太史官，而沒有為漢朝寫下一部歷史，所以遺命司馬遷要完成父志。今試問寫歷史從那裡來？豈不是從周公、孔子來，那豈不是歷史應以人物為中心，也就躍然紙上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