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繁榮樂觀的六○年代，七○年代迎接歐洲的是一連串的舛錯。越戰之故，美國漸次放棄布雷頓森林協議，穩定世界金融秩序的美元固定匯率被埋葬，歐洲貨幣匯率跟著浮動，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接續而來，兩次石油危機火上加油，引發失業潮、進出口貿易下滑，雖然這是亞洲的機會，但歐洲如何面對此困境？　　政治方面，原先由左、右派主導的政治生態，為單一議題取代：稅賦、婦女、環保等議題足以成為組黨的理念，例如一九八○年代綠黨發展成西德大黨。財政方面，私有化的浪潮打上歐洲灘頭，例如：英國保守黨柴契爾、法國社會黨密特朗變賣公營事業；這不只是一場所有權的轉換而已，而是戰後的社會共識被徹底改變。　　東歐經歷一九五六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布拉格之春，到了一九七○年代，異議分子不再直接對抗當權者，選擇從「權利」、「自由」議題切入，形成另一種質疑共黨統治的方式。公害汙染、環境議題在敏感的政治氛圍中，如何張開保護傘，使得集體輿論、「公民社會」成為可能？　　一九八○年代末，共產東歐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引發「蘇東波」的動力學如何發生，又如何進展？戈巴契夫從權力核心的改革如同震源，啟動了骨牌效應，電視轉播推波助瀾，使諸衛星國迅速且平和地脫離共黨統治；各國因應各自獨特的社會實況，如何有不同程度的秩序重組？「返回歐洲」的願望又如何達成？東尼．賈德 Tony Judt，1948~2010　　1948年生於倫敦，在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受教育，在劍橋、牛津、伯克萊、紐約大學執過教鞭。2008年被診斷為「神經運動元疾病」（俗稱漸凍人），2010年因病逝於紐約。在紐約大學時，他擔任雷馬克研究所所長。雷馬克研究所是他於1995年所創設，專門研究歐洲。　　他常為《紐約時報書評》、《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新共和》雜誌、《紐約時報》撰文。《戰後歐洲六十年》名列《紐約時報書評》2005年十大好書，贏得外交關係理事會亞瑟．羅斯圖書獎（Arthur Ross Book Award），入圍普立茲獎決選名單，和撒繆爾．強森獎決選名單（Samuel Johnson Prizes）。2007年，獲頒漢娜．鄂蘭獎，2009年贏得歐威爾獎（Orwell Prize）的終身成就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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