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並非自古以來自有永有之概念。在二十世紀初，中國大陸之政情﹑新加坡與香港的英殖管治﹑日本作為後起帝國在南洋的勢力擴張﹑移居海外的華南地方族群對其廣東與福建等不同僑鄉各異的關心之情﹑海外華商受全球經濟大蕭條影響的商業利益計算，都是形塑「中國」想像的各種不同力量。為此，在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之間，中國民族主義精神有不同演繹。換言之，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並沒有自動消弭各語言群之間的鴻溝與差異，自動統合各僑鄉聯帶的國家認同。在二次大戰之前，泛中國想像共同體仍未真正成形，廣東、福建、客家等以鄉音為基礎的社會網絡仍具重要影響力，對中國民族主義精神各有不同詮釋。一九一〇年代末，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精神以反日為綱；至一九二〇年代，英人被視為敵人；至一九三〇年代，日人再次成為公敵。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定義屢有變化，不同華商網絡之間的磨擦隨之而生，鄉緣聯繫最終消磨而非鞏固海外華人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

在此脈絡下，我們應當重新審視新加坡與香港這兩個港口城市的歷史發展軌跡。於近世之中，新加坡與香港不只是英帝國殖民地，亦非只是日人眼中亞洲尚未開發的南洋。南洋華人自稱華僑，也不完全跟從中國大陸的政治領導。進一步地說，南洋並非只是中國大陸的延伸，而是一個獨特的政經與文化空間。這個空間以香港與新加坡為兩軸，香港接連廣東，新加坡接連福建，同時亦串連日本帝國的商業網絡（例如粵商的神戶-香港-新加坡商業網絡，或閩商在日本南進政策之下從基隆經爪哇各埠到新加坡的物流線)。與此同時，香港和新加坡的商業走廊，是在中國、南洋與日本帝國（包括臺灣）貿易交流與政治動員之中華商跨域活動的匯集處。這個空間的歷史，也因而是多重的流動史。時至今日，中國大陸政府已逐漸操控中國與海外之間的各種流動。海外華人如何才能保存既有的多元自主文化空間？參考二十世紀初的歷史經驗，保存閩、粵、潮、客等華南語言，鞏固各華南語言族群的在地與跨域網絡，維護多元自主的民間社會，也許仍然是應對中國大陸官式民族主義的最佳答案。

郭慧英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社會系博士、臺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碩士與學士。現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研究教授。曾任美國羅斯-赫門理工學院亞洲史助理教授(終身制)、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短期資深訪問學者、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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