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向存在的沉思中，理性與價值始終是哲學關注的重心之一。從內涵上看，理性與價值是兩個多義而復雜的範疇。以理性而言，當理性與感性相對時，它既可以指認識的能力與形態，也可以表征區別于個體存在的普遍本質（相對于感性存在，理性更多地體現了類的普遍本質）；在康德的感性、知性、理性三維結構中，理性所指向的便是形而上的對象；在廣義的認識過程中，理性又展現出認知與評價的不同維度；與之相聯系的尚有所謂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分。同樣，與人的存在的多重向度相應，價值也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從狹義的功利形態，到廣義的真善美，價值體現于不同的存在領域，並蘊涵了多方面的意義。



作為人的存在與文化創造的相關維度，理性與價值有其交錯、互融的一面。理性的沉思往往關聯著價值的關懷，認識過程中認知與評價的互動、價值理性中理性與價值的交融，等等，都表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價值的眷注也常常內含著理性之維，這不僅在于理性本身亦具有價值的意義，而且表現在以價值為內容的評價過程，總是處處滲入了理性的關照。從終極的層面看，價值總是與需要相聯系。中國古代哲學曾對善作了如下界說︰“可欲之謂善”（《孟子•盡心下》）。善是一種肯定的價值，欲則涉及人的需要，它既可引申為感性的欲望，又在廣義上包括理性的追求；從後一意義上看，理性的向度便構成了價值關懷的本然內容。


當然，在相對的意義上，理性與價值亦有各自側重的一面。如果說，理性的探索更直接地指向求真的過程，那麼，價值的關懷則較多地關聯著向善的過程。就求真過程而言，問題總是涉及心與物、能知與所知、知與行、客體與主體間，以及思維方式、認知環節、邏輯推論等等；這一意義上的理性，往往以純粹理性或理論理性的形態出現。事實上，從康德開始，理性的批判便與認識過程的考察聯系在一起。作為指向事實領域的過程，認識主要以得其真為內容。相形之下，以善的尋求為對象的價值關懷，往往難以回避行為規範、評價準則、人生理想、人格境界等問題，後者首先涉及廣義的倫理學或道德哲學。從理論上看，規範系統的建構總是以價值的確認為前提︰人們首先是根據價值來規定評價的準則。在廣義上，價值可以區分為內在與外在兩種形態。形式的倫理學或義務論強調一定的規範本身就具有內在價值（本身就是善），因而只要行為合乎一定的規範，則它就具有善的性質；實質的倫理學有不同的形式，其中的目的論較多地突出了外在價值，強調由行為的外在結果來判定行為的意義。合理的思路在于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的統一。就價值對倫理學的本源意義而言，價值論似乎構成了倫理學或道德哲學的元理論（Meta－theory）。



自哲學思維萌發之日起，理性與價值及其所內含的真與善之維便與智慧的探索結下了不解之緣。哲學史上，哲學家在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下，從各自的特定視域，對真與善、理性與價值作了不同的考察和定位。一些哲學家較多地強調了理性的認知之維，並將認知理性引入事實領域，從而使求其真成為哲學關注的中心；另一些哲學家則更注重善的追求及價值層面的終極關切，而所謂善，又有外在效用價值與內在的美德之分。對理性與價值的不同理解和側重及真與善的分野，在近代逐漸引發為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的緊張與對峙。科學主義較多地注目于事實界，但同時往往以事實的認知拒斥了價值的關懷；人本主義以價值界為主要的關注之點，但亦常常由此而導向以善消解真。如何合理地定位真與善、理性與價值，構成了哲學史中的恆久難題。



哲學的問題往往是古老而常新的。盡管提問的方式和解決問題的理路可以因歷史背景的不同而呈現各自的特點，但面對的問題或問題的內涵卻常常又有相近之處。在近代以來的思想演進中，我們可以一再注意到對理性的種種反叛。從哲學到廣義的文化領域，在反本質主義、解構邏各斯中心、告別現代性等旗幟下，非理性之維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理性的貶抑和批判似乎已浸浸然成為一種時代思潮。另一方面，隨著工具理性的膨脹和技術社會的逐漸形成，人自身的存在價值也開始受到了挑戰︰在技術理性的凱歌行進中，人似乎漸漸失去了其主體性而趨于對象化乃至工具化，與之相聯系的則往往是存在意義的失落和價值的危機。這種具有悖論意味的歷史現象表明，歷史中的問題並沒有成為過去。


哲學不能歸結為狹義的知識論或認識論，狹義的知識論或認識論可以將如何在事實界求其真作為其主要的考察對象，但哲學作為智慧的學說，卻以終極存在（being）與人自身之“在”（existence）的雙重追問為題中之義，因而難以超越價值的關切。同樣，哲學也不能被僅僅理解為與知識懸絕的超驗玄思或非理性的神秘體悟。如前所述，就其本來形態而言，知識與智慧、理性與價值、真與善並非彼此分離，歷史過程中出現的緊張與對峙，不應當被永恆化。從哲學史上看，在真與善、理性與價值相分的歷史現象之外，始終存在著融合二者的思維趨向，後者同時亦為今天重建理性與價值、知識與智慧、真與善的統一，提供了歷史的先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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