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這股文化改造運動同時也是社會運動的一環。2004年由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台灣新文學發展重大事件研討會，「日據時期新舊文學論爭」被票選為第二重大事件，足見此問題之重要。探討日治時期特殊的文化環境，有助於釐清新舊文人不僅是利害競逐，更深層來看是根源自不同的文化意識。 　　
日治時期，一般台灣人並不熟悉北京話，所以賴和、鍾理和、吳濁流等創作白話文都遇過語言轉譯的困境，台語、日語才是日治時期台灣最流行的語言，因此闡釋日治時期各種「文體」的特殊情境亦是本書的重點。而不同文體相互扶持的現象也不容忽視，才能了解日治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的複雜面向。若以目前我們對文言、白話的刻板印象來討論「日據時期新舊文學論爭」，將與史實出入甚大；必須以不卑不亢的態度去論述「日據時期新舊文學論爭」，方可降低歷史偏見，建構更符合台灣實況的新舊文學論爭史。

「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這股文化改造運動同時也是社會運動的一環。2004年由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台灣新文學發展重大事件研討會，「日據時期新舊文學論爭」被票選為第二重大事件，足見此問題之重要。探討日治時期特殊的文化環境，有助於釐清新舊文人不僅是利害競逐，更深層來看是根源自不同的文化意識。 　　
日治時期，一般台灣人並不熟悉北京話，所以賴和、鍾理和、吳濁流等創作白話文都遇過語言轉譯的困境，台語、日語才是日治時期台灣最流行的語言，因此闡釋日治時期各種「文體」的特殊情境亦是本書的重點。而不同文體相互扶持的現象也不容忽視，才能了解日治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的複雜面向。若以目前我們對文言、白話的刻板印象來討論「日據時期新舊文學論爭」，將與史實出入甚大；必須以不卑不亢的態度去論述「日據時期新舊文學論爭」，方可降低歷史偏見，建構更符合台灣實況的新舊文學論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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