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胡適作為繼往開來的啟蒙思想家、文學革命領袖，他的成長歷程，具體展現了近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背景及其文化基質。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經歷了封建帝制度覆滅，西潮東漸，社會主義狂潮三個重要的階段。胡適的故鄉徽州，自宋代大儒朱熹以後，尤其是明清兩代，素為學林重鎮。胡適浸薰於朱子的「新儒學」倫理觀及哲學精神甚深，加上「徽州學派」實是求是，敢於懷疑的基本治學精神，奠定日後胡適衝破舊學術樊籬，開闢新科學範式的文化地理因素，建立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現代治學觀念，終成「轉移一時風氣的斷代大人物。」　　胡適一生撰述著書不輟，為中國的現代化奔走、吶喊、衝鋒向前，但他自己卻扮演著一齣歷史的悲劇。胡適四歲喪父，事母至孝，母親作主的婚姻成為他的宿命。過從交往的新女性如韋蓮司、陳衡哲、曹誠英等，揭示了他內心的矛盾、衝突和痛苦，以及他作為「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獨特典型。　　胡適的生命歷程中，歷經數次政治與學術的圍剿和論戰。一九五０年代初期，中共在全國各階層發動了一個歷時數年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此後近三十年，在中國只有胡適批判而沒有胡適研究。這個情形，最近二十年來，有了相當的改變。不但胡適著作在大陸重新出版，而且有關的傳記和研究也隨著政策的開放，而日見其多。胡適研究在中國大陸很有成為「顯學」的趨勢。當年人人喊打的「胡適幽靈」、「帝國主義的走狗」、「馬克思主我的死敵」，而今竟成了一個「暢銷書作家」，在學術殿堂中，高踞首席。　　這個轉變絕不只是意味著胡適思想在中國的消長，更重要的是：胡適所一再強調的，自先秦以來即已深植人心為自由而戰的悠久傳統，畢竟不能長久的受到壓制。胡適研究在當今中國成為顯學，所顯示的另一層意義是中國在自由民主的尺度上至今還沒有趕上五四。胡適的許多「卑之無甚高論」的意見，在世紀之交的中國依然是「駭人聽聞」。胡適思想的精義，對當今中國人而言，不但是在「容忍」上，更是在「抗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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